西班牙作家阿梅里考.卡斯特罗曾经提出一个见解，认为历史是在某一特殊的“主要园地”(essentialhome)里产生的。他写道：“伊比利亚半岛和西班牙属美洲的人民虽然显著不同，某些明显的细微差别使他们有所区分，但是，他们都生活在非常相似的‘主要园地’里”。当然，这位作家不是在描述具体的环境，而是在描述生活的方式或其结构，也就是他所说的“维维杜拉”(vividura)。委内瑞拉的文化背景无疑地是西班牙式的。尽管如此，当注意到西班牙人和委内瑞拉人之间的区别时，我们不应当忘记:他们不论是谁都要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生活，而他们的这种需要有时是相互矛盾的。

委内瑞拉的历史并不仅仅是发源于土著文化并继之以西班牙文化而延续下来的。西班牙文化当然包括着委内瑞拉文化的一些主要要素，如社会形式、语言和宗教。“历史”这个名词，就意味着委内瑞拉人在这些方面所从事的一切活动。所有这些要素(它们曾经受到土著的和黑人的文化以及其它势力的影响)，使委内瑞拉人生活同一社会中，构成了委内瑞拉的生活史。如果我们说委内瑞拉人形成了一种西班牙文化，那就说对了。但是，假如只停留在这一点上而不作进一步的阐述，这种说法就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委内瑞拉人对这种文化曾经进行过一些工作，使它和自己的直接利益结合起来，让自己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之中，并把它转变成为自己的历史。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来，委内瑞拉历史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时期，是西班牙人变成委内瑞拉人的过程。要追溯这种变化和探讨这种不同文化起源的微妙过程，是需要一定才智的。征服者离开他们的伊比利亚“家园”，但保留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保留了多久呢？也许保留到他们的第二代，那时，出生在美洲的克雷奥尔人都已当上了领主。也许到第三代，才出现“我们祖先的土地”这一概念，也就是才把委内瑞拉称为“本国”，虽然它并不是指单独的国家而言，而是指的土地，一只有通过占领才能使人在上面生活的土地。

占有的过程(即征服)一经完成，家园也就相继建立。土著居民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社会，而征服者却能做到这一点，出生在这个新国家里的克雷奥尔人也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所说的殖民生活，不仅是指各阶级的富有画意的自我炫耀，也是指他们所过的共同生活而言。这样代代相传的共同生活，逐渐形成了委内瑞拉生活的特质。正是在十七世纪，我们才看到了这种变化的继续:我们知道了征服者来到时的一切情况，然后我们就能看到十八世纪在那里存在着一个与西班牙社会迥然不同的社会。但是，这个社会的实际成长情况以及三个多世纪的转变过程，迄今一直没有人研究过，正是在这些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找出答案。

在称为旧“省”的这段历史时期内，也就是在我们称之为殖民地的时代，就有了形成委内瑞拉传统的萌芽。十七世纪初期就有人了解克雷奥尔世界当时的情况，尽管整个情景直到十八世纪才弄明白。到了1670年，那些发觉自己的领地被剥夺的人感到生活十分痛苦。这和1728年吉普斯夸公司有权完全垄断全国商业时，委内瑞拉社会的领导人感到痛苦属于同一情况。这些人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他们觉得在自己的国家里，在自己开垦的土地上，在自己祖先兴建的城市里以及在他们自己生存的道德环境中，他们都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